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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9 22:59:19 來源:文章吧 閱讀:載入中…

电竞比分网王者荣耀 www.ucloyi.com.cn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讀后感10篇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是一本由賀雪峰著作,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裝圖書,本書定價:42.00,頁數:246,电竞比分网王者荣耀小編精心整理的一些讀者的讀后感,希望對大家能有幫助。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讀后感(一):中國城市化應告別激進

關于城市化、土地政策等討論在近期越來越熱鬧,這類的書也越來越多,筆者在最近也讀過了一些,有很多都能帶給我們一些啟迪作用,但是賀雪峰這本《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卻讓我耳目一新,覺得很多似是而非的問題忽然就豁然開朗起來。
賀雪峰這本書的主題用他自序的題目即可概括:“中國城市化應告別激進”。近來,激進的城市化思想甚囂塵上,甚至成為了思潮的主流。持激進的城市化觀點的人都有一個數據作支撐:即一個國家的發達程度是和它的城市化率呈正相關,而中國的城市化率顯然還沒到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所以中國應該加快城市化。有一些激進派甚至還把中國沒有容納城市貧民窟的“胸懷”作為中國政策的一項失誤,作為中國城市化率偏低的一個“罪證”。他們覺得允許了貧民窟的存在,才能更加快城市化率。必須承認,如果將一些農村人口搬到城市的貧民窟中去的話,那么“城市化率”的百分比必然提高,問題是,這樣提高出來的“城市化率”究竟有什么意義?有沒有意義?我很想問提出這樣觀點的專家一個問題:如果只給您兩個選擇,一個是在城市貧民窟中過駱駝祥子的生活,另一個是在農村中過《平凡世界》孫少安那樣的生活,您會選擇哪一個呢?
或許城市化率確實是衡量一個國家發達程度的標準,但問題是,這個標準是一個國家發展起來自然形成了高城市化率,還是先完成高城市化率才變成了發達國家?這是一個本末的問題。如果在一個國家經濟未發展到能夠容納那么多城市化率而強行推進城市化率,對于那些離開了田園而住進了城市貧民窟的人到底是一項福音還是一個災難?
有一種觀點認為,讓更多的百姓進入城市,經濟自然就上去了。這種觀念也有一個數據支撐,那就是第三產業占據GDP的比重,發達國家往往第三產業所占據的比重非常大,而發展中國家則普遍占比比較小,中國就處在第三產業占比還不高的國家行列。于是有人就認為,中國之所以不發達,就是第三產業不發達,而更多更快地趕農民進城,讓這些人都從第一產業轉到第三產業中來,中國的第三產業自然占比就高了,中國也就發達起來了。
這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來說,第一,決定一個國家真正實力的不是第三產業——不管它看上去多么美,而是這個國家的實體經濟,即制造業。我國一度成為“世界工廠”,處在產業鏈的低端,現在最迫切的任務就是進行產業升級,從制造業大國向創造業大國邁進。于是就如賀雪峰所說:“為生產提供服務的第三產業尤其是研發、物流、金融、保險、營銷等第三產業,應該大力發展”,但另一方面,“生活型的服務業,如餐飲、小商小販、旅游、假日經濟、房地產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并不能推動產業升級、本質上只是一個國家內部財富的再分配,并沒有創造新的財富?!被瘓浠八?,把孫少安強行弄到城里變成了駱駝祥子,就真的多創造了財富了嗎?第二,如果把大量農民都從農村趕到城市,從第一產業加入到第三產業,他們能做什么呢?賀雪峰所說的“為生產提供服務的第三產業”諸如研發、金融、營銷等他們都很難加入,而他們的第一選擇就是服務業,而服務業是最容易受到沖擊的。眾所周知,在近兩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又大規模削減公共支出的背景下,以餐飲為代表的服務業大規模的縮水,正從不正常的“輝煌”中回落,于是餐飲服務業的用工量也必然會減少,大批的服務業人員面臨失業,而如果這些人都是城市居民,其帶來的就業壓力可以想象。而如果這些人都像當今的現實一樣多數是進城務工的農民,那么失業了之后他們還有一條退路——重回農村。于是,賀雪峰才把農村稱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
正是有能夠回農村這條退路,2008年金融?;泄跎俚?100萬城市用工崗位并沒有對中國經濟造成實際性的影響,但因為政策的誤讀,政府推出了一個四萬億的救市計劃,才導致了后來的一系列問題。這一點賀雪峰和郎咸平的觀點是一致的,賀雪峰認為,中國本“可以利用這次金融?;齔鼉媒峁溝那恐頻髡?,但是卻因為對中國現狀的誤讀,而“為保就業而保增長”,結果卻是“?;ち寺浜蟛堋?。因為有農村這個穩定器和蓄水池,城市里少了2100萬的崗位并沒有什么,四萬億的救市就很蛇足。但是如果按照現在朝野普遍流行的觀點,推行激進的城市化,拆除這個穩定器和蓄水池,強行趕農民上樓,讓農民成為市民,那么再發生2008年那樣的?;?,則會倒逼政府不得不推行一些明顯有害的經濟措施而保增長保就業。這就是明顯視自己能力而不見,自廢武功。
這里需要說明一下的是,我個人和我所理解的賀雪峰的觀點,并不是不要城市化,也不是不要農民變成市民,更不是要農民們一直受窮。而是不要激進的城市化,不要強行逼農民進城。讓農民進城可以,但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人往何處去,錢從何處來?政府在城市邊緣或棚戶區蓋一些樓讓農民們搬進來就是城市化了嗎?他們的就業怎么辦?難道都去做駱駝祥子和洗頭妹?可卻又哪有那么多車可拉哪有那么多頭可洗呢?所以我希望還是把要不要進城的自主權交給農民自己,而不是交給那些在“黑板經濟學家”弄出來的數據,畢竟,只有農民們才最知道他們最需要什么,最想過什么樣的日子。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讀后感(二):穩健的中國城市化道路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就全世界一般情況來看,相對封閉的社會容易保持穩定,開放的發達社會也容易保持穩定,一個由封閉到開放的發展中國家卻很容易出現不穩定。而中國當下,恰恰就處于一個由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中,按戶籍人口計算, 中國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35%,若按居住地來計算,2012年中國城市化率已達52%,兩個數據之間有高達17%的差異,是因為有大約2.6億農民工及其家屬常年在外務工經商所致。這就意味著,中國城市與鄉村之間存在著大約2.6億的流動人口。在這個背景下,如何才能保證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才是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關鍵問題所在。對于城市化發展的問題,賀雪峰就中國當下的歷史現狀,結合對于歐美城市化發展的道路,總結出了中國自身的城市化發展方向。
城市化發展的道路
我們大體上可以區分出兩種相當不同的城市化類型,一種是歐美日國家的城市化,又好又快,有質有量;一種是歐美日以外的廣大亞非拉國家的城市化,無論城市化率高或不高,城市化品質都不好,不僅城市基礎設施不好,有大規模難以治理的貧民窟,而且進城人口大多在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收入不穩定,生活不體面,生活質量差。
人們認為歐美日等國的城市化是發展的方向,但是在現實中,絕大多數國家都是走的另外一條城市化的道路。這恰恰是由于,發達國家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極強的科技開發和技術壟斷能力,從而可以壟斷高附加值產品,這些產品具有極高的進入壁壘,形成了寡頭式的壟斷經營格局。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很難復制現代化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只能另辟蹊徑,尋找更合適本國的城市化道路。
城鄉二元結構
很多學者認為,中國社會所采取的城鄉二元結構,阻礙了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道路。這一結構不僅對農民不公平,而且是中國出現戶籍人口城市化遠低居住人口城市化的“半城市化”格局的罪魁禍首。這種意見認為,城鄉二元結構歷史上就沒有合理性,現在更是嚴重歧視農民的政策,是對農民自由遷徙權等基本人權的侵犯,必須盡快取消,而最能體現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首先應當被取消。
問題在于,如果按以上加快清除城鄉二元結構、消滅小農經濟、改革征地制度的辦法來推進中國城市化,就會形成一種激進型的城市化道路,這種道路通過推動土地流轉,鼓勵農民進城,使進城農民一次性地落人城市貧民窟中,則支撐當前中國城市化的農民進退自如、廉價勞動力再生產及城市良好基礎設施的所有中國特色制度都不再存在。中國因此落人世界界上所有發展中大國一般化的城市化道路中,甚至是必然導致中國現代化落人中等收人陷阱。
在賀雪峰看來,農民可以返回農村的城鄉二元結構,讓進城務工經商失敗的農民在城市貧民窟和農村家鄉之間作出選擇。選擇就是權利,農民可以選擇返鄉,是他們基本的人權。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崛起,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核心就是要將當前加入國際分工體系的“中國制造”變身“中國創造”,就是要千方百計推動中國產業升級,就是要讓中國經濟步人國際分工體系中附加值比較高、價值鏈比較頂端的部分中去。
由“中國制造”變“中國創造”需要有時間,還需要有戰略和策略。要戰略策略正確,又有足夠的實施戰略策略的資源縱深和時間緩沖。20世紀幾乎所有一度發展良好的發展中國家最終都落人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其中的關鍵方面就是這些國家在實現進一步的發展戰略與策略時,無法獲得資源縱深與時間緩沖。
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要采取正確的戰略和策略來實現產業升級,另一方面又要為實施產業升級戰略提供足夠的資源縱深和時間緩沖。
穩健的城市化
人口數量龐大而又發展緩慢的農村,是中國“開放+發展”卻保持穩定的秘密。農村重心穩定,就極大地緩解了各方面的矛盾與緊張,從而讓中國可以一一解決在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可以將有限的資源用于關鍵的方面,可以緩解社會對立,可以防止既得利益過快成長。中國發展快益于農村發展慢,這個辯證法我們一定要懂。
城市化的核心是就業與收入而非居住。如果沒有穩定就業和較高的收人,農民即使在城市有住房,他們仍然會生活艱難。推動農民不可逆地到縣城買房,是站在開發商角度看問題而不是站在農民利益角度看問題,也是站在當前中國正處在發展中階段的國情看問題。在中國經濟仍處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的價值鏈低端的情況下,進城農民的大部分人注定不可能獲得在城市體面而有尊嚴安居的就業與收入條件。這個時候,農民可可以維持溫飽有余的村莊熟人社會的生活,可以在自己的農家小院享受田園風光,就真的是不錯的選擇。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讀后感(三):再來談談土地制度

賀雪峰教授的這本《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和文貫中教授的《吾民無地》一起拿到手。書中寫的也是土地制度和城市化。所以一起讀。反正我看書向來不專注,這邊讀幾頁,那邊讀幾頁。好處是保持興趣,壞處是流于表面浮光掠影。不過天生膚淺,也就無所謂讀進去什么。之所以感興趣這個話題,是因為我曾是房地產從業人士,曾經有段時間,也有做點新農村建設方面研究的打算。所以一談再談。
上次談文貫中教授主張土地私有化的觀點,有網友說,其實涉及到意識形態的問題,所以即使弊端再多,短期也不會改變。以前我還是比較認同這個觀點。確實,有許多涉及民生的事情,本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難免有不適應的情況發生,大家探討研究一下如何調整以適應發展又有何妨,但中國的事情,不怕研究,就怕往意識形態上靠,一靠,便成不能碰也不愿意去碰的東西。
胡適講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若反過來,怎么能不出矛盾。于是導致現今中國眼下還真是摸著石頭過河,大量試錯以后,將生米煮成熟飯。遠如過去的聯產承包制,幾個農民頂著殺頭的危險簽下血書去搞,也就搞成今日農村土地制度的基本模式。近如小產權房的問題,雖然有司三令五申,強調絕不會將其合法。但說真的,瞎子也會從現在巨量小產權房中看出未來的傾向。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像具備中國特色的集中多人便敢組團闖紅燈現象一樣。以大量違法的方式逼其合法竟然是如今體制實驗的一個重要方式。
當然,我的認識又有些其他不同,現如今這些所謂社會敏感的問題就如和臺灣談兩岸關系一樣,后者的底線是一個中國,前者的底線堅持我黨執政。所以土地私有化也好,國企改革也好,甚至再擴大諸如計劃生育問題,說白了和意識形態還有個蛋關系,無非是利益分割的問題。李敖曾經自表,說自己罵那么多人為什么沒事,還不就是他聰明,不去斷人家的財路。這年頭,說到主義,眾人呵呵。一談到讓渡利益,馬上拳拳到肉。
說回我看的這兩本書,雖然是一家出版社出的,但觀點明確不同,其中文教授的書是古今中外泛泛而談,主張土地私有,并認為應抓住城市化的機遇抓緊時間推進。而賀教授則專注于大量實地考察的案例,以第一手的資料說話,他主張的相對保守,建議不要輕易去變。認為目前的農村現狀,反而是中國規避拉美化困境的一個天然優勢。針對那些主張土地私有帶來的種種好處,賀雪峰教授則舉出反例 ,比如,因為進城失敗的農民至少有鄉村可退,而避免了大量游民集聚城市造成大型貧民窟的現象。
事實上,假如真的主張土地私有化,我也確實有類似的憂慮,比如,大量的資本會涌入鄉村,通過資本運作囤積土地,并在其中獲得暴利。反過來農民無法抵御資本與權貴的雙重絞殺,導致失地,進城無力。成為社會邊緣人?;褂芯臀抑賴那榭?,也有許多人已經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萬事俱備,就等著土地私有的號角響起。這個場面,會不會像過去的國企改制,轉眼間,大量工人下崗,而大量資產被權貴們以低廉價格強取豪奪。沒有妥善的法制規范去鋪墊,土地市場頓時就像沒有規則的叢林,豺狼虎豹橫行霸道,已完成中國最后一場血淋淋的饕鬄盛宴。
賀教授在書中有個結論,是反對積極的城市化戰略,而主張讓農民可進可退,城鄉結合的穩健城市化戰略。我在他書中看到大量中國鄉村的現實,但對他的這個結論,有點不敢茍同,似乎有些過于理想。尤其時代發展迅猛,互聯網已經普及,而生產經營的方式都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新一代的農民子弟,已經不會適應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而如果實施現代農業,也會有先期投入資本的門檻問題。那么如何引入城市中的資本,合理保障農民的利益,以及提升現代農業生產的普及度顯然既是不可逆的趨勢,也是真正實際的問題。
我畢竟不是研究者,無法給出自己的看法,唯舉自己親歷的事情,想說明一點想法。
去年我在一個小鎮代理一個樓盤的銷售,結果銷售很糟糕。這個昔日的中心大鎮,歷史悠久。據調查也有五萬人口。但鎮區經濟真的非常蕭條,中午吃飯略遲,便沒有去處。售樓部人跡罕至,難得來個人,一問價格,便道,我加兩錢為什么不買到城里去。去農村看看,只剩下老人小孩,年輕人幾乎不見。而且大量房屋也許很久沒有人住,也不修繕,導致坍塌,景象凄慘。毫無田園詩意可言。過去村村有學校,如今幾個村合并一個學校,使其他村學校大量荒置,也影響到很多農村孩子失學。至于其他配套更跟不上,偽劣假冒商品盛行?;褂芯褪親誚淌⑿?。有些地方修路拆遷,我問多人,拆遷后是要錢,還是回遷,大多數老人答是要錢給城里的孩子付首付
而另一方面,一些腰包里確實有點銀子的城里人,卻看著綠浪滾滾田野盡處的斜陽,念著田園將蕪胡不歸流連忘返。問題是何處可歸。
無論如何,賀雪峰教授進行著可貴的研究,至少讓你看到鄉村深處的那些真實的問題,何去何從,是個問題。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讀后感(四):中國城市化的道路選擇

中國城市化的道路選擇
城市化道路是指城市化進程的途徑或方式。縱觀中國城市化進程,不論是沿?;故悄詰?,不論是一二線城市還是三四線城市,從城市運轉到城市建設,從城市定位到產業選擇,基本都在是跟風、山寨和模仿,而跟風、山寨、模仿的惡果就是,最終迷失了自己,走向錯誤的發展道路?;鋅萍即笱е泄绱逯衛碇行慕淌?、博士生導師賀雪峰的新著——《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即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之下,對我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動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鋇背鞘謝ɑ虺欽蚧┙胄碌姆⒄菇錐魏?,進行模式轉換也就成為必然要求。根據世界城鎮化發展普遍規律,我國仍處于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但延續過去傳統粗放的城鎮化模式,會帶來產業升級緩慢、資源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增多等諸多風險,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進而影響現代化進程。一如作者書中所言,“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魔咒?!倍叱鮒械仁杖胂葳?,無疑是要前方百計的推動產業升級,一是要采取正確的戰略和策略來實現產業升級,二是要為實施產業升級戰略提供足夠的資源縱深和時間緩沖。
不同的國家走過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從我國的實踐看,中國的城市化(或城鎮化)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政府行政體制機制的推動力量非常強勢。在政府主導之下,不少地方政府正以“發展”之名,大肆地摧毀著城市和鄉村。不少歷史名城都經歷拆了建、建了拆的輪回。先是在無情地毀掉老祖宗留給城市的不可再生的遺產,而后又貌似醒悟的,毀掉已積累了幾十年的近現代城市遺產和人居社區,重新用現代的建筑材料,修建仿古建筑,而原本尺度宜人的街巷、院落在推土機的轟鳴下支離破碎。同時,也是在政府的主導之下,不少政府都在不遺余力地賣地。即使農民的“口糧田”,也被政府強制征收后發展房地產,或興建新城。因拆遷、征地而引發的上訪,及“鬼城”的出現就是政府主導城市化(或城鎮化)建設的惡果之一。
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賀雪峰教授在多年實踐的基礎上指出,“中國的城市化應選擇尊重國情和歷史?!痹凇凍鞘謝鬧泄纜貳芬皇櫓?,賀雪峰教授有針對性地探討了中國的城市化問題,在第一章、第二章中,從歐美日、亞非拉的城市化發展,以國際視角審視中國城市化的模式、基礎和可以選擇的道路;第三章、第四章主要回答了中國式城市化的若干個“為什么”,以及需要警惕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些激進觀點、政策,和過激的做法;第五章、第六章則是作者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科學的、審慎的提出了中國城市化發展及發展模式的路徑選擇。第七章是作者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涉農條款的解讀(或理解)。整體而言,通過賀雪峰教授的這一新著,使我們對中國城市化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認識,至少通過賀雪峰教授這一作品,使我們在新的城市化(或城鎮化)建設中少走彎路。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讀后感(五):走穩健的中國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指的是農村人口進入或變成城市人口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現代化的必然結果,也是現代化的主要內容。針對城市化的中國道路,現在學界的爭論是非常激烈的,有的認為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和土地制度是阻礙中國城市化道路的絆腳石,他們的意見是激進的;但是作者賀雪峰恰恰則認為以上的三項措施是保證中國城市化道路穩健發展的原因,而且是不可以推翻的。賀雪峰首先給我們介紹了國際上的兩周類型的城市化,分別是歐美模式和亞非拉模式,很明顯,歐美模式是理想的,但是亞非拉模式的貧民窟足已讓我們見證到這種城市化的失敗。賀雪峰認為,正是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和土地制度等基本原則使得中國走出了第三種城市化的道路,便是“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中國的農村之所以能夠平穩發展而不會出現亞非拉模式中的貧民窟的重點便在于中國的特色制度,因為對農民的關注和?;?,使得農民能夠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路途:是打工還是務農。
我是比較贊成胡雪峰關于中國城市化道路發展的觀點的,畢竟我們要針對中國的國情來講,而不是為了趕超而激進,落入發中等收入的陷阱,胡雪峰在書中給我們指出了城市化的主要誤區:保增長、保就業,發展第三產業的比重誤區,為拉動內需鼓勵農民進城的誤區,拉動內需的誤區,將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誤區等等,這些誤區的集中點便是沒有把發展落實到實處,而只是不痛不癢地進行應付式發展。胡雪峰轉而為我們指出,核心就是要將當前假如國際分工體系的“中國制造”變身為“中國創造”,讓中國經濟步入國際分工體系中附加值比較高、價值鏈比較頂端的部分中去,而不是低端發展。
總之,中國的發展道路必須時時刻刻為老百姓著想,犧牲那部分人的利益都是不行的,特別是農民的利益,因為農村勞動力的供給,是城市的動力,而農村也將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
By江煥明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讀后感(六):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城市化?

關于我國城市化的問題,現在學界的爭論非常激烈,從定位、方向、速度、布局等多個方面存在著幾乎是針鋒相對的見解,政府層面的理解也有所不同。那么,城市化作為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面臨的課題,道路的選擇至關重要,往下,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往上,是治國理政的政策選擇,關乎國運,關乎民族復興偉大事業的成敗,必須認真厘清。
一、主動手段還是伴生過程?
城市化是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手段,還是因經濟社會發展而伴生的一個過程?
前者主要存在于各級政府的語境中,認為城市化造成的人口大規模遷移必將帶來新的各種需求,拉動新的消費,提高人工效率,可利用其擴張經濟、刺激投入,從而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比如,我所在的河南省就提出要“以新型城鎮化引領新型工業化、新型農業現代化,實現三化協調發展”,這里顯然是將新型城鎮化作為一種抓手,而它之所以能夠“引領”,一是通過造城運動接納農民到城市、城鎮的集中居住,騰挪出土地,通過土地增減掛鉤,為新型工業化、新型農業現代化打開發展空間;二是通過人口向城市流動帶來的住宅,以及生活習慣的變化,產生新的需求,從而為后兩者的產品提供市場。如此一來,城鎮化作為發展引擎,被各級政府不遺余力的強力推進也就不足為怪了。
后者是學者的理解,更接近城市化本質的含義。為什么原始社會沒有城市化?為什么封建社會沒有城市化?偏偏到了工業革命后才有城市化?這足以證明城市化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如此來看,發展才是動力,才是根本,沒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人光是到城市居住又有什么意義呢?又從哪里獲取賴以生存的收入呢?最終落入拉美那樣大規模的貧民窟?那顯然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賀雪峰教授將城市化放到現代化這個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中加以審視,對歐美日和亞非拉兩種截然不同的城市化進行了分析,以此為基礎,對官家推進城市化的盲目狂熱作了嚴辭批駁,旗幟鮮明的指出:“對于中國乃至任何一個國家來講,城市化本身都不是最終目標,現代化才是最終目標?!背鞘謝撬婢蒙緇岱⒄棺勻歡壞囊桓齬?,它從來都不能,也不應該成為推動發展的抓手,那樣只會產生為城市化而城市化這種扭曲的觀念,用大量的“鬼城”為領導臉上貼金。所以,放在第一位的仍然,也必須是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在與其相適應的基礎上建好城市,為農民進城提供良好的接納空間。
二、激進跨越還是穩健推進?
關于城市化是手段還是過程的認知必然帶來兩種不同的決定:如果是可資利用的手段,那必然要大肆利用,以種種激進的手段推動農民進城,快速提升城市化率;如果是伴生的過程,那就只能服務于產業發展,服務于現代化,以加快經濟社會發展來促使城鎮化提速。既然對手段還是過程的問題已經辯明,那么就不能以加快清除城鄉二元結構、消滅小農經濟、改革征地制度、強近農民進城上樓等激進手段來推進中國城市化,而要充分利用新中國制度遺產,維護現行的征地制度,最大限度利用制度紅利,穩妥有序的推進城市化。
必須注意的是,雖然中央提出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市化,但在目前的實際操作中,建設城市與農民進城仍然是兩個相互脫節的環節。就在這兩個環節上,賀雪峰教授的觀點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他在書中對政府花巨資開展建設城市基礎設施表示贊同,認為利用中國土地公有制的優勢為建設基礎設施提供了廉價土地,“漲價歸公”的制度安排又滿足了其巨大的資金需求,而正是因為完好便捷的基礎設施才為中國經濟騰飛提供了可能,也是中國城市沒有大規模貧民窟的關鍵所在。但是目前這種狂飆突進的造城運動已經被各級官員當成了追逐政績的面子工程,各地頻現鬼城,只見城不見人。當然,他在這里主要是為維護現有土地管理制度提供論據,但也說明,他認可這種城市建設適度超前的策略,所以才對“中國城市建得象歐洲”的調侃不以為意。有意思的是,他反對大拆大建,特別反對當下全國進行如火如荼的城中村改造運動,認為那是巨大的資源浪費,完全可以讓時間自然消化。
與此相對的是,他強烈要求各級政府在推動農民進城上要穩妥穩妥再穩妥。城市化的核心是人,是人在城市能夠獲得體面的就業和穩定的收入,而不只是進城居住如此簡單。當下中西部農民進城的第一目標首選鎮區、縣城,但是,這些地方往往還沒有集聚起足夠的經濟要素,沒有發展起可以容納如此數量人口的產業,因而也就無法實現進城農民的體面就業和穩定收入。而目前推動農民不可逆進城的那些政策,往往會使農民在耗盡外出務工所積攢下的有限余財后陷入財務上的破產。我身邊多是一些通過各種手段,包括辦石、挖礦等手段先富起來的人實現了進城居住 ,但其工作地、或者說是收入的實現地還在農村,這與當下許多明星、企業家移民國外但仍在國內撈錢是一個道理,這是一種不徹底的城市化。
那么,什么才是穩健的城市化道路?在賀雪峰教授看來,穩健就是對當前這種土地、城鄉二元體制的制度安排予以保留。當前這種土地制度確保了漲價歸公,“土地財政”為城市發展籌集了資金,而且防止了資本下鄉,防止了新的土地食利階層的產生;而“城鄉二元體制”早已經由原來的剝削農村的性質轉變為一種?;さ男災?,它在取消農民進城限制的同時,保留了宅基地和責任田,允許進城失敗的農民自由返回農村居住和耕種,而不至于居無定所、衣食無依,防止了大規模城市貧民窟的形成,防止了伴隨失業大軍而產生的各類社會問題。同時,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為中國的產業發展提供了極具彈性的、富有競爭力的勞動力供給,從而使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
總體來講,賀雪峰教授的觀點是,政府要繼續維持目前的土地制度和農村基本制度大體不變,然后建設好城市,發展好經濟,讓農民隨著就業而逐漸的落戶城市并實現安居,讓城市化成為自然而然的過程,而非現在依靠拆農民房子、趕農民上樓、流轉農民土地這種斷絕農民后路的逼迫手段。這將引發持續而激烈的社會沖突,不但將損害執政黨的執政基礎,也必將破壞促進經濟轉型的社會根基。
三、權力優先還是效率優先?
緊接第二個問題而來的,我認為是權力與效率的問題。有意思的是,賀雪峰教授的觀點在這里又一次在兩個維度展現了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他反對農民關于土地的財產追索權以降低征地成本,提高城市化效率;但同時又贊成農民自由進城和擁有宅基地和責任田的權力,這不是又無形中降低了各種城市化措施的效率了嗎?
之所以反對前者,是因為他認為土地非農使用的巨額收益與現在誰擁有、誰在耕種這塊土地沒有關系,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所以這部分收益只能歸公,目前就體現為土地財政。城郊農民要求土地私有化、要求更高補償的主張是沒有道理的。其實現在農民正在通過種種不合法的手段來攫取這部分權力,以從農地非農使用的巨額收益中分取利益。而一但真正的土地私有,必將造就一個數量龐大的土地食利階層,將在法理上賦予土地所有者無限的利益聲索權。隨之而來的資本下鄉也會使小農經濟迅速解體,讓破產農民再無立足之地,必須堅決杜絕。
賀雪峰教授常的從事農村問題研究,深深扎根于群眾之中,了解群眾的真實想法,他在書中提到的套現說、盼征地都是真實的,我都曾親身經歷。至于媒體掛在嘴邊的土地是生活的保障、對土地的感情等都是在作悲情的演出而博取同情,是利益爭奪的博弈手段。這也是他反對土地私有的一個理由,認為那將不解決任何問題。
而后者,他認為要保留目前這種已經轉變為?;ば災實某竅綞逯?,讓農民可以毫無限制的進城務工、落戶、安居的同時擁有保留宅基地和責任田的權力,在城市無法生存的時候可以返回農村,通過農耕謀取生活。這種漸進的策略不能不讓人擔憂的是,且不論有了這樣的退路,農民進城的熱情和動力必然會降低,從而弱化了相關鼓勵農民進城政策的效力,更關鍵的是如果將來大部分農民都進城了而在農村的宅基地、責任田還在,將如何讓其退出?這可能會是比現在的小產權房更難處理的事情。毫無諱言,我家已經到縣城安居近二十年,家里的宅基地和責任田還在。在這個問題上,這種保留的確提供了某種保障,但這種保障不能沒有期限,進而成為一種農民的特權,這是對其他村民的不公平,也是對其他城市居民的不公平。而對解決這一問題,華生在其新書《城市化轉型與土地陷阱》中曾有過相當精彩的論述。
可以說,到底是效率優先還是權力優先,這一點是賀雪峰教授理論中有待于解決的問題——這個畜水池不能無限期的存在,顯然它也不會自動的消失。
當前,中國已經走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城市化作為經濟、政治、社會以及環境等諸多文明共同諧變、進步的過程,其道路選擇與現代化是否成功息息相關,尤為關鍵。那么,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城市化道路?綜合來看,我認為賀雪峰教授在書中提出的這種切實現實的政策建言,積極而穩健的推進城市化進程,在突出效率的同時照顧農民的權力,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當然,他的理論有不盡完美的地方,需要加以改進,但我仍然期待高層能夠看到他的這本書。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讀后感(七):城市化有中國道路嗎?——評《城市化的中國道路》


 
世紀初被學術界廣泛討論的“三農”問題,當前為城市化所吸引過去,城市化被認為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包括“三農”問題的不二法門。無疑,城市化是鄉土中國走向現代中國的一個必然過程,這一過程將改變城鄉社會結構,同時不應忘記的中國是一切例外的例外,作為一個農民人口占大多數的大國,一個人地關系依然高度緊張的后發現代化國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當走出一條獨特的城市化道路。
然而縱觀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許多學者就忘記了這一點,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城市化不過是發達國家城市化在中國再現的過程。從城市化率等表面數據入手,許多學者對我國城市化提出質疑并提出相關制度改革建議。例如提出我國農民占比例太高,要改變制度安排鼓勵農民進城,增加城市化率,理由是工業化率與城市化率不協調,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率高于中國;例如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一二三產業結構不合理,提出現在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支撐起就業和經濟增長,理由是發達國家普遍第三產業占比例高;再例如套用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許多學者認為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已經結束,應該加快進行農村改革釋放農業勞動力。對此賀雪峰教授批評說,“盲目學習歐美日的經驗,這種學習缺少時空限定,越來越被概念甚至意識形態話語所遮蔽?!?br>賀雪峰教授經過多年實地調查,結合國情判斷認為城市化有一條“中國道路”,這條道路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其它發展中國家。正是這條道路保障了中國城市化“又快又好”,既避免了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過程中普遍出現的政治社會動蕩,又滿足了中國趕超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這既表現在新中國前三十年的以重工業化為中心的趕超戰略中,也表現為后三十年以改革開放、出口導向型經濟為特征的趕超型戰略中。中國城市化道路既然是非常特殊的一條道路,那么就要從中國城市化實踐經驗中進行總結提煉,凡是生搬硬套既有理論框架來理解和指導中國城市化道路均是要不得的。
 
二 ,這條中國道路是什么
 
從該著中,我們能夠清理出城市化的“中國道路”指的是城市化在中國演進的特有路徑及支撐這一路徑的制度安排和實踐機制。
(一)城市化的兩個階段
從現代化角度來理解城市化而不是僅僅從一些最為膚淺的“城市化率”來理解城市化是該著的視角創新,城鄉、工農之間通過不同方式有機聯結并共同服務于中國現代化這一整體戰略。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工業化為農業人口城市化奠定物質基礎。這樣雖然賀雪峰教授重點在討論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00年以來城鄉二元結構松解以來的城市化,但是我們并不能把改革開放之前與改革開放之后割裂出來,因此中國城市化應當分為相繼的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城市化規模隨工業化擴張而逐漸擴大,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體制一方面發揮工業汲取農業剩余的功能,一方面嚴格控制進城務工人口,第二階段城市化規模隨工業化繼續擴張而逐漸擴大。尤其是2000年以來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開始,除少數一線二線城市之外,迄今中小城市戶口全面放開。
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之后很快就確立了以重工業化優先的趕超型現代化道路,資本密集排斥勞動力,以城鎮人口數量為表征的城市化并沒有擺在優先位置,與之相配套的是城市實行計劃經濟,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制度,表現為一套城鄉二元體制,以戶籍制度為基礎,國家、單位和集體對不同戶籍人口給予不同的就業、福利待遇等。因此城市化率在改革開放以前增長較慢,城鄉二元的戶籍壁壘比較森嚴。
批評那個時代只追求工業化而缺乏城市化率,不允許農民進城自由擇業是荒唐的,因為那個時代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政治經濟的所有制度安排均要服從于工業化這一最大的目標,要把城市化率增加緩慢置于具體語境下考察。溫鐵軍曾經論斷說中國的問題是一個人地關系極度緊張、資源稀缺而又無力外出殖民轉嫁工業化成本的趕超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三農”問題源于此,城市化問題概莫例外。農民在人民公社制度安排之下參加勞動,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積累,而工人在工業戰線勞動也不是完全自由擇業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為國家工業化添磚加瓦,這是后發趕超型現代化的中國不得不采取的制度安排。
改革開放之后,隨農村家庭承包制改革而來是城市改革,人口開始能夠自由在城市流動,嚴格的城鄉二元體制開始松動。尤其是2000年之后,中國以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土地成為世界工廠,超過2億農民工在城鄉之間大規模人口流動,這些流動人口逐漸融入城鎮成為城鎮人口,按照常駐人口計算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中國經濟體排名世界第二后,新一屆政府把推進農民城市化作為工作重點,并出臺了戶籍制度改革條例,提出中小城市全面放開??梢運蹬┟窠塹鬧貧日習丫鞠?。
對于當前城市化出現一個特別“悖論”的現象,也就是“人口城市化率”大于“戶籍城市化率”,很多學者認為這是由于城鄉二元體制阻礙農民進城的問題,因此要求國家予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平等權利或稱為“國民待遇”。對此本書一直不迷信各種比率或“權利”命題,權利問題背后是一個資源問題。城市化之于農民應當從比較收益角度去看,城鎮能為農民提供什么樣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惠農政策實施、公共品供給改善和城鄉一體化體制機制完善,農村戶籍含金量大大提高。相關調查也表明當前農民工并不在乎他們是否是城市戶籍,即使允許農民工遷入城市后能夠保留農村土地,農戶也不愿意遷入城鎮,這表明城鎮戶籍對農民而言失去絕對的吸引力。相反的是許多已經遷出農村的農民想要遷回去,尤其是那些面臨征地拆遷、有一夜暴富機會的城郊地區。
(二)支撐中國道路的制度安排及作用機制
城市化有兩個前提條件,第一是工業化,工業需要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中國能不能提供這些要素滿足工業化擴張,“空殼城市化”或城市化人口的簡單擴張是沒有意義的。第二是政治社會秩序穩定,用制度經濟學的術語來說是要形成城市化擴張的秩序。對于擁有9億農民的中國而言這一個秩序就是大規模流動人口的穩定。前者代表著一種擴張的動力,后者則代表一種保守的秩序。恰恰是中國不同于發展中國家的獨特制度安排既有利于工業化的快速擴張,也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總體穩定,賀雪峰稱之為中國城市化奇跡的“奧秘”。這些制度安排主要是三個:第一是農業經營制度安排,表現為中國式小農經濟,第二是土地制度安排,表現為漲價歸公、地利共享的征地制度安排,第三是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表現為?;と跏婆┟窈腿跏婆┮擋皇艿角恐譜時鏡那質?,政策表現是農地和宅基地的集體所有制,限制資本下鄉購置宅基地和農地。
廉價勞動力來源農村實行的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的要義是集體土地按照人口分配給農民耕種,實行農業的小農經濟模式。農民工進入世界工廠體系,之所以能夠接受廉價工資,一方面固然是農民工人數龐大有關,中國是典型的二元經濟論所述的剩余勞動力經濟吸引資本,一方面則與農民工家庭的家庭再生產也就是勞動力再生產方式有關。農民工進入城市務工不是決絕脫離農村和農業的,農民工一般是青壯年勞動力,他們的父母還在農村從事農業,小孩也在農村由父母撫養,普遍形成“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再生產模式。保有農村土地的農民,他們能夠承受得彈性的工資,他們最低只需要獲得比農業領域平均工資略高一點的工資就足夠了。
廉價土地源于我國獨特的征地制度。我國憲法規定“一切個人或單位使用建設用地,必須申請使用國有土地”。農地(包括農用地和農村建設用地)轉用為建設用地必須經過政府征用。地方政府征用農用地按照原用途支付征地補償。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廉價出讓工業用地,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通過變通方式“零地價”出讓。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我國基礎設施建設飛速發展的原因。一些學者認為我國實行征地制度侵犯農民的土地權利,但是我國法律明確規定農地轉用建設用地必須經過征收,農民集體土地不能進入土地一級市場,這是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不存在侵犯農民土地權利。我國土地制度正是具備這個優勢,比發達國家采取的財產稅、土地發展權機制更加有效。
城市化擴張進程中政治社會秩序穩定可以從從最為微觀的農民工群體入手,農民工是仍然嵌入小農經濟的,保障小農經濟穩定的制度安排則是當前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對弱勢農業和弱勢農民的?;?。
以往諸多學者中國政治文化中有一種超穩定的結構,當前我們則要具體分析到底是哪些制度安排通過什么機制促成了城市化進程中的秩序穩定。政治社會秩序穩定表現為農民工不會在城市聚集落入貧民窟,他們雖然一時進不了城市僅僅是匆匆過客,但是他們能夠返回鄉村,且對城市從不來缺乏機會和期待。當金融?;?,西方學者往往唱衰中國,認為大規模失業將會導致動蕩。他們并不懂得穩定的小農經濟能夠經得起任何失業的沖擊。小農經濟為中國農村提供穩定秩序,也就是為中國城市為龍頭的現代化提供穩定器。農民工進城務工僅僅是將城市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農民家庭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為農民返回農村農業提供可能。大規模失業對農民并非致命沖擊,經驗表明已經中老年的農民工干脆就返鄉務農,惠農政策背景下務農也不錯。對于青年農民工,他們打算在經濟條件稍好一些就再次進城務工,如果萬一找不到工作就在家里休息半年或一年也無所謂。
賀雪峰教授認為當前城鄉二元結構則是?;と跏婆┟窈腿跏婆┟衩庥誶渴譜時廄質吹慕峁?,它是一個限制農村基本生產生活資料完全市場化、保持社會主義農村的系列制度安排集合。相對于以往剝削性城鄉二元結構,2003年之后它已經被創造性轉換。在工業化進入中期之后,城鄉二元結構已經成為?;ば偷鬧貧勸才?,它限制資本下鄉排擠小農、瓦解小農經濟。很多學者往往道德性評價城鄉二元結構,認為城鄉二元結構是不人道的,意味著不給農民平等國民權利,認為廢除城鄉二元結構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這些學者缺乏歷史和分析的視角,他們沒有看到城鄉二元結構內容轉變,分析其對農民的具體功能。這時我們就能明白為什么中國沒有出現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嚴重貧民窟這一“城市內二元結構”,原因就在于他們缺乏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限制強勢資本下鄉排斥小農。誠然過去城鄉二元結構是一個剝削農民的結構,那也是由于工業化的戰略安排,現在剝削性成分已經不再,主要是?;づ┟竦墓δ?。這樣一個?;ば偷某竅綞峁刮裁匆??
 
三,未來向何處去
 
城市化未來如何走,引起熱議。就城市化討論城市化是沒有前途的,討論市民權這一空洞的問題也是沒有意義的。就一般的含義來說,城市化最基本的含義是農業人口轉移進入城市居住就業。最近各界形成的一個共識是未來城市化將是“人的城市化”。從中央高層到學者到媒體均認為中國城市化之路一定要走一條“人的城市化”之路,避免劣質的、空殼和虛偽的城市化?!叭說某鞘謝鋇比皇侵檔悶詿?,“以人為本”向來是中國治國之道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農民自身也不希望進城后過得較農村還差。把農民從農村農業中解放出來投入現代城市文明,固然是一種進步,然而不去仔細分析“人的城市化”的條件、機制和過程,就有可能步入陷阱。
各種城市化“大躍進”,和激進的制度改革均表明,當代中國城市化的討論需要更加理性和具有戰略性。當代中國改革折騰“城市化率”的案例太多,而知識界缺乏敏感性反而去討論一些例如戶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細枝末節的問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就是一個突出的典型。這一政策試圖把城市發展所需的用地指標與農民宅基地退出、農民進城聯結起來,鬧出很多笑話。當掛鉤政策創造出城市化土地和人口擴張的速度可能意味著城市化隱患,那就是如果人為推動農民進城而沒有相適應的就業機會擴大,而農業就業機會又被剝奪則農民就能夠淪入城市貧民窟中,生活更加艱難。
愿望是好的,但是要從現實條件出發。從世界體系角度看,中國城市化要能容納更多農業轉移人口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就要擺脫世界工業分工體系中邊緣、半邊緣位置,占據世界體系的核心位置,因此還是繼續走趕超型現代化之路。這一過程需要戰略緩沖,新中國六十年一直在趕超而且還在趕超,正越來越接近世界分工體系的核心位置。戰略緩沖的含義指的是要給產業轉型升級提供緩沖時間。這樣我國城市化除了由傳統加工制造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之外,依然不能忽視傳統農業部門。傳統農業部門為中國現代化爭取時間,一是通過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為中國制造提供極具彈性的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力供給,二是為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提供了可以解決溫飽問題的居所,使得中國農民可以避免落入城市貧民窟處境,降低了國家社會保障的壓力,三是為進城失敗農民提供退路。這樣就形成了賀雪峰教授所謂的“三輪驅動”的現代化之路。
 
四,城鄉關系的辯證法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給人啟發是其思考城市化問題的方法是辯證的,城鎮與鄉村從來是一個整體,卻不意味著同質或抽象的“一體化”。僅僅從經濟學角度就有可能把城鄉看作不同的生產部門而已,均要遵守相同的經濟學規律,這樣就忽視了不同生產部門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獨特地位,忽視了對城市或鄉村的辯證認識。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同時也關乎鄉村9億農民的命運,許多學者均討論農村中國的地位,一種聲音認為農村中國是“犧牲品”,現在要進行補償,這一屆在2003年之后的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中開始實施。然而中國還在繼續現代化,農民中國還能為此做什么,是拖后腿還是能夠繼續做出獨特的貢獻。許多學者往往忽略這一點?!凍鞘謝鬧泄纜貳返姆椒厶厴馱謨詘殉鞘杏胂绱宀皇強醋鞫粵⒌畝?,而是放在一個有機系統中,這就是城鄉辯證法,這就有別于那種抽象的“一體化”的具體的一體化。
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無論是鄉村中國,還是城市中國,均服從中國現代化這一總體戰略目標。在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依靠農業提供剩余重工業化路線是這樣,在后三十年依靠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土地形成出口導向型工業也是這樣,未來三十年中國工業要轉型升級也是如此。這樣看城鄉關聯機制就不是領導人個人意愿或道德選擇問題,而是在國家戰略目標下的制度安排問題。比如當前工業化已經進入中期階段已經不需農村和農業提供資本,因此剝削城鄉二元結構已經不再,?;ば統竅綞峁菇峁箍夾緯?。在農民人口依然占據絕大多數,仍然是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國家還在追求工業化轉型升級階段,國家希望農村繼續作為穩定器和蓄水池為中國現代化提供動力和秩序。
城鄉關系是具體而辯證的。城市中國為農民提供了機會,而農民中國為城市中國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土地和穩定社會秩序。這就是所謂的“城市是發展級,農村穩定器”的含義,這就是當前階段的城鄉辯證法。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正就是以傳統的以小農經濟為主要特征的農村社會,為加入全球化體系的高速發展,高速變動的城市社會提供了穩定器。人口數量龐大又發展緩慢的農村,是中國開放與發展卻保持穩定的秘密。中國發展得快正是得益于農村發展慢的結果。為此作者一再批評激進農村改革。比如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發展還不快是因為農村要素市場包括農村耕地和宅基地和建設用地市場未充分發育。要加快中國現代化進城,就要城市和鄉村兩個輪子一起轉。而實際上正是農村本身的相對獨立,正是城鄉之間相對分割,農村部分要素沒有參與到整個市場體系之中,即沒有形成城鄉之間的一體化,而讓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反之若國家推進激進改革在農村推行激進的市場主義,農民就會受到資本的沖擊,農村本身的分化也就會加劇,農村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就無法發揮作用。
 
       2014-9-20初稿,25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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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賀雪峰:《城市化的中國道路》,東方出版社,2014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讀后感(八):穩健的中國城市化道路

    這本書是探討中國的城市化道路。既然是探討中國的城市化問題,首先要界定一下城市化的內涵。根據一般的理解,城市化還可以稱為城鎮化,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和信息產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這是過程是比較復雜的,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學科多方面來闡述。在這本書中,作者賀雪峰教授把城市化主要看作是人口的轉變的過程,也就是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并融入城市,農村人口減少而城市人口增加的過程。在賀教授看來,歐美日國家的城市化的過程是比較理想的,不僅有很高的城市化率,而且進城人口可以在城市體面安居,即使失業也有國家提供保障。而歐美日以外的國家,都或多或少出現了一些問題,諸如城市的貧民窟問題等。國外的城市化過程,在作者看來,不同的城市化效果只跟經濟發展水平、發展階段有關,而與制度和政策選擇無關。
    那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如何呢?中國的有自己比較獨特的發展過程。中國在城市外觀上與發達國家很接近,有種說法是“城市像歐洲”。與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沒有大規模的貧民窟。為什么會這樣?賀教授指出這跟中國獨特的政策與制度安排有關,其中尤其重要的有三個基本制度:一是小農經濟,二是土地制度,三是城鄉二元結構。現在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為農民提高了最基本的保障,即使在城市里混不下去了,回農村還有一口飯吃。農村的土地歸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征收是以土地農用價值進行補償的,因此農地非農使用過程中的主要增值收益是以土地出讓金的形式留在地方政府手中的,也就是所謂的“漲價歸共”。對于這一點,不少學者對此是頗有微詞的,但賀教授的看法的比較正面的。他認為正是將這些土地出讓金用作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城市才隨著經濟發展而擴張,在人口城市化的同時,實現土地的城市化。在這樣意義上來說,賀教授認為中國的土地制度安排對中國城市化起到很大的作用。針對幾乎所有政策部門與學界人士對當前中國基本制度的一邊倒的批評態度,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認為現在采取清除城鄉二元結構、消滅小農經濟、改革征地制度來推進中國的城市化,是比較激進的做法。他認為應該走穩健的富有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
    在分析了中國城市化奇跡的經驗和奧秘,指出中國城市化的誤區與陷阱的基礎上,賀教授指出了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順序應是:經濟發展、產業升級、才能有更多高收入機會、更體面的城市化、更高質量的民生。對于未來30年中國的現代化戰略,賀教授提出了驅動傳統農業、加工制造與現代科技的三個輪子來推進中國現代化的“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思路。
    賀雪峰教授,長期從事鄉村治理研究和鄉村建設實驗,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獨到的見解。他的觀點和建議無論對錯,值得我們認真對付。

  《城市化的中國道路》讀后感(九):一個鄉村研究者對城市化的憂思

對同一個問題,觀察者的立場和觀察角度不同,就會有不同的看法。如同對目前社會焦點“中國的城市化”、“城鄉二元結構”、“中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土地制度”,以及“保增長,保就業”、“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等,專家學者見仁見智。是由于出發點和代表的利益集團的訴求不同,或者純粹就是黑板經濟學家,或者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博弈的結果漸趨明晰,形成了當前政策部門和學界主流意見,最終影響到高層決策者,致使現在中國的城市化正走向激進。所以決策者們會因為他們的忽悠自廢武功,這會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嚴重的后果。
作者對這些關系現代化成敗的問題皆有不同于政策部門和學界主流的觀點。他們的觀點及決策者們的傾向引發了作者深深的憂慮。所以作者奮筆疾書,抽絲剝繭,對這些“正確的”謬論逐一剖析、批駁,痛陳他們的這些觀點會對中國現代化事業、實現偉大的中國夢帶來隱患,甚至是災難性的后果。
作者能不人云亦云,想人所未想,發人所未發,在政策部門及學界主流觀點及高層決策者們看來也許是螳臂當車。但是,我們從中能看到作者不媚俗,不媚權威,為民請命的濟世情懷;能看到作者煢然獨立的士之風骨。各個時代都需要這樣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為我們警醒。
作者的發聲來自他20多年如一日堅持的農村調查。其足跡遍及20多個省市,是“用腳做學問”的代表性學者,這本來應該是做學問的常態,可在當下的中國已成稀有。
雖然一直在搞農村調查,但關注點卻是城市,是中國的現代化。王韶光說:“不了解中國的農村與農民,就沒有資格談中國的城市化”,因此,作者就是不多的具備資格談中國城市化的學者之一。作者認為:“深入對中國廣大農村的理解中,真正進入中國國情脈絡,有了城市互補的認識,再來看中國城市化道路,就不會情緒化,就會比較自信?!?br>作者的自信,正是來源于其思想深植于20多年如一日對中國廣大農村的調查研究?!爸揮姓庵質檔氐餮脅拍芙擁仄?,才能避免想當然和簡單的邏輯推演,才能依據實情形成自己的獨立見解?!保ǔ攣模┖匱┓宓鬧泄绱逖芯?,為探索和理解全球化條件下的中國道路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城市化的實質是加快資本向城市集中和風險在城市的同步積累,前者的收益一般被資本集團占有,而后者的代價勢必向全社會轉嫁。作者以全球經濟體系的宏觀視野,希望為中國的城市化,亦即中國的現代化,尋找一條防止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
作者提出中國未來30年城市化和現代化戰略為“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道路”,這是一種穩健化的城市道路。作者深感憂慮的是,目前中國城市道路似乎正被誤導,正誤入歧途。所以,作者發出“中國城市化應告別激進”這一反主流的呼聲,旗幟鮮明地反對鼓勵農民進城買房或建貧民區來推進積極的城市化戰略,主張一種農民可以進城又可以返鄉、城鄉互動的穩健的城市化戰略。而穩健的城市化戰略的核心不是人為地阻止農民進城,而是認為切切不要人為地制造農民進城的積極條件。
另外,書中還對《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涉農條款,提出了獨特的解讀,給出了作者對中國未來發展戰略的判讀。
希望這些真知灼見能給主流學者一個提醒,更希望能給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一個警醒。
——中國不能再折騰了!
惟書中有很多內容多次重復,希望再版時作者能進一步梳理,使語言更精練些。
另外,書加了活動封面,還有腰封,這種疊床架屋是最令我深惡痛絕的。因為讀書的時候活動封面和腰封容易滑動脫落,需要讀者時時加以整理,給閱讀帶來極大的不便,精神極為不爽。否則,難不成把書買來后,就把活動封面和腰封扔在一邊?那它們還有什么用?這活動封面和腰封本身就是華而不實的東西,只這兩者,就不知增加了多少成本,當然這會轉嫁給讀者,讀者屬于被活動封面和腰封消費了。并且這也有違建設環保型社會、節約型社會的時代精神。
不知如此裝幀設計者有何高見?
文字指瑕:
1.第065頁,第二段末脫一“?!?。
2.第106頁,倒數第二段有“到20世紀90年沿海出口導向……”,根據上文,“90年”當為“90年代”。
3.第221頁,第四段末“為經營性目的強證農民土地是不正義的”,“強證”當為“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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